从国家资源控制看“藏富于民”

要“藏富于民”，首先要有财富，要创造出财富。财富既可以来自于劳动者的生产和创造，也可以来自于制度安排和建设。在中国，财富来自前者的情况较多，而后者的较少。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，基本发展模式就是两头在外，资本不够靠外资，产品造好了靠出口。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，资本和内需居然都很匮乏，这是很难想象的。

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，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化不够，不能将死财富转换成可以再投资、再配置的资本；由于众多资源和资本都属国家，也不能转化成民众个人财富的增加，因此导致人口众多，需求却不足。

陈志武认为，在土地公有以及矿产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制的国情下，土地权不能交易或抵押，生产资料权也不能自由交易。于是，土地与生产资料这两种在全世界都很容易成为资本化对象的东西，却难以产生出资本，而且这些财富只能放在国家的账户上而不是在个人家庭的账户上。所以，它的增值不能转换成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效应，也不能转化成民间消费，内需当然难以启动。

陈志武表示，以土地为例，2000年国家有关部门曾公布，全国国有土地资产总价值为25万亿元。假如土地能以GDP增长的速度增值（每年10％），到2007年大约为49万亿元。再算国有企业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说，2006年底，全国有11.9万家国有企业，平均每家资产为2.4亿元，所有国企资产加起来是29万亿元。土地加上国企的总价值为78万亿元。按13亿人口计算，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6万元。

如果这些资产按GDP的增速增长，一年会增值7.8万亿，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每个人头上，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会增加6000元，五口之家一年就会增加3万元。如果这些资产全部资本化流动起来，按照美国在2002年至2007年间产权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来算，那么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年增9万元！

当然，这种粗略的匡算十分理想化，但它揭示了一种方向：如果在产权制度和资本化上进行适度而有效的改变，中国老百姓确实存在极大的增加财富的可能。然而，由于土地和企业的增值并不能立即影响老百姓的消费预算。即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、快速健康发展，国民的财富增长仍然会远远低于经济增长。

在目前情况下，土地财富、生产资料财富资本化难度较大，再加上中国的金融业本身的国有垄断性，这些都使中国的资本化很难发展，死财富很难产生出资本。

土地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也绝不是一条通路。因为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会带来另外的负面问题，如对财富的巧取豪夺，导致坏的市场经济甚至强盗式的资本主义。但是，由于产权的交易难度对资本创生和国民财富的抑制，进而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，这种效果是确定无疑的。

从制度层面而言，减少和改善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，应该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，否则我们难以较好地“藏富于民”。